在一些讨论中，有人认为某些教授在教学中抹黑建国三十年的历史，但事实上，作为思政课教师，我们应该与学生一同反思历史，吸取经验和教训股天下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智慧与力量。历史不仅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，也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学习的课程。逃避过去的历史，实际上是懦弱的表现，反映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思维方式，这并非马克思主义者所应具备的宽广胸怀和勇气。只有从历史中总结经验，才能更好地掌握它，避免重蹈覆辙。正如《历史决议》所明确指出的，掩盖或忽视错误是不可接受的，这本身就是错误，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。
“大跃进”是新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关键时期，党中央明确要求我们要“学党史，悟思想”，因此这段充满曲折的历史我们无法绕过。有人将三年“大跃进”期间的“浮夸风”和“盲目指挥”称为“激情燃烧的岁月”，但这种所谓的“激情”究竟意味着什么？又是什么在“燃烧”呢？
虚报产量和高指标的现象，源于过高的期望。从1957年冬到1958年春，农村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，群众参与热情高涨。各地纷纷制定了“跃进”计划，提出了一些令人难以想象的高目标。计划参考了《全国农业发展纲要》（修正草案）及15年赶超英国的宏大目标，各地也批判“右倾保守”思想，旨在激励干部和群众的斗志。很多地方提出了“苦战三年，基本改变面貌”的口号，甚至有地方提出要在五到七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目标。在这种激情澎湃的氛围下，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十足，纷纷不畏风雪、挑灯夜战。正如那些鼓动士气的话语：“抓晴天，抢阴天，小风小雪是好天，汽灯底下是白天，争取一天当两天。”虽然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一些成效，但随之而来的浮夸风和盲目行动也不容忽视。于是，从1957年冬至1958年春，这场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“大跃进”的序幕。
展开剩余62%然而股天下，过高的指标和来自上级的巨大压力，导致虚报产量的浮夸风迅速蔓延。最早的浮夸现象发生在1958年1月3日，广东汕头报道晚稻亩产3000斤。紧接着，2月23日，贵州金沙宣称其亩产达3025斤。随着夏季的到来，各地开始竞相“放卫星”，越来越多的虚高产量不断出现。6月8日，河南省遂平县的卫星农业社甚至宣称五亩小麦的亩产高达2105斤。这些浮夸的数据不断被媒体报道，有些地方的产量简直让人难以置信。
那么，这些惊人的产量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实际上，很多所谓的高产量是通过“并田”方式得来的。也就是说，把几块不同的田地合并在一起展示，或者干脆是凭空计算出来的。用这种方式计算的亩产结果，根本没有实际依据，但却成为了基层单位为了迎合上级期望而上报的“成果”。一些地方和政府机关也发布了不切实际的消息，进一步加剧了浮夸风的蔓延。
比如，华东六省协作区的会议上，高层提出1958年要增产粮食500到800亿斤，并计划到1959年实现每人1500斤粮食的目标，1960年达到2000斤。而广东省则宣称春收和早造粮食增产65亿斤，增长60%。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甚至在文章中批判“粮食增产有限论者”，认为本省一年能种三造，亩产10000斤也不是不可能的。7月23日，农业部发布的夏收粮食公报称，夏粮比上年增产413亿斤，增长69%。几天后，农业部估算早稻总产量翻了一番，达到了800亿斤。与此同时，很多地方纷纷宣布自己成为“千斤省”，安徽、河南、四川等地纷纷上报创纪录的亩产量。
然而，报纸和宣传将“敢想敢做”的精神推向极致，甚至将解放思想与破除迷信的概念引导到极端，唯心主义的泛滥开始影响科学常识。8月27日，《人民日报》竟然以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”为标题，宣传山东寿张县的粮食增产计划，甚至提出全县亩产达到10000斤的目标。在这种情形下，虚假数据的传播和偏激思想的渗透，最终导致了决策错误。
随着这些虚假数据的不断传播，中共中央终于意识到这些数据的水分，并决定适当压缩一些估算，最终宣布全年粮食产量大约在6000到7000亿斤之间。然而，最终的实际产量仅为4000亿斤左右。这些失真的数据不仅误导了政府的决策股天下，也为后续的历史教训埋下了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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