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融资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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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的李白是“诗仙”，嗜酒，又有“酒仙”“醉仙”之称，他的酒诗传唱千古：“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三百杯”“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复醒”（《将进酒》），“开颜酌美酒，乐极忽成醉”（《酬岑勋见寻就元丹丘对酒相待以诗见招》），“醉后失天地，兀然就孤枕。不知有吾身，此乐最为甚”（《月下独酌·其三》）。
李白也喜欢喝茶，但茶诗仅一首。不过，这首诗堪称我国最早咏名茶的诗篇：《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》。全诗为：
常闻玉泉山，山洞多乳窟。
仙鼠如白鸦，倒悬清溪月。
茗生此中石，玉泉流不歇。
根柯洒芳津，采服润肌骨。
丛老卷绿叶，枝枝相接连。
曝成仙人掌，似拍洪崖肩。
举世未见之，其名定谁传。
宗英乃禅伯，投赠有佳篇。
清镜烛无盐，顾惭西子妍。
朝坐有余兴，长吟播诸天。
《湖北当阳玉泉寺志》载：初唐景云年前后国融资管，乳窟洞外的土坡上，生长一种大叶茗草，寺僧惠真禅师将茗草加工成茶叶，经常饮用，虽年过八十，仍身体健康，面色红润如桃花。
当阳玉泉寺
玉泉寺中孚禅师出家前俗名李英，为诗仙李白族侄。中孚云游至六朝古都金陵，与李白叔侄相遇。李白品饮了中孚从两千里外玉泉寺带来的大叶茗草，倍加赞赏，写下《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》，文中称自己与中孚禅师为“仙人掌茶”首荐者。这是一首我国较早的一首吟茶诗篇，文中不仅具体说明了仙人掌茶创制的时间、产地、环境、外形与滋味，且描述形象具体。
仙人掌茶（现代）
李白传世诗文之序作并不多见，但为这首茶诗，他却写下一百五十余字序言，可见其对“仙人掌茶”的欣赏与倾心。其序曰：
“余闻荆州玉泉寺，近清溪诸山，山涧往往有乳窟，窟中多玉泉交流。其中有白蝙蝠，大如鸦。按仙经，蝙蝠一名‘仙鼠’，千岁之后，体白如雪，栖则倒悬，盖饮乳水而长生也。其水边处处有茗草丛生，枝叶如碧玉。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，年八十余岁，颜色如桃李。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，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。余游金陵，见宗憎中孚示余荼数十片，号为‘仙人掌茶’，盖新出乎玉泉之山，旷古未觌。因持之见遗，兼赠诗，要余答之。遂有此作。后之高僧大隐。知仙人掌茶，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。”
“仙人掌茶序”在唐代文献中仅为孤见，即李白《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》。此诗序不仅留下关于“仙人掌茶”最早的实名记录，也第一次把茶之“形”“味”“境”写得如此浪漫。
书法《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》局部
然而，若无李白开元末、天宝初的金陵行，这则史料必不存在；若无金陵、荆州寺院跨地域的僧伽网络，仙人掌茶亦无缘北走清溪、南抵金陵。谪仙李白、中孚禅师以金陵行踪为经，以荆州、金陵僧伽交往为纬，重新确立仙人掌茶在文学史、茶史与城市史中的三重坐标，指出仙人掌茶是“僧—士—诗”互动的产物，其命名、赋形与传播皆完成于金陵寺院；李白在金陵将“仙人掌茶”这种由形而下的地方土产，升华为“仙药—诗材”，首次将茶写进游仙范式，拓展了茶文学的想象边界；金陵作为天下文枢与佛国梵刹的交汇点，为茶、诗、禅之多元“融通”，提供了交汇的空间，使仙人掌茶成为唐代“江南文化空间”早期生成的标志性事件。
唐·佚名 宫乐图（品茗）
20世纪80年代，湖北当阳依据李白诗序恢复生产的“仙人掌茶”屡获省优称号，地方志与茶文化论著多以此作为“古代名茶复活”的典范。然而，学界对诗序本身的解读仍停留在“文献孤证”层面，对其何以诞生于金陵、为何由李白执笔、又与城市空间如何互动，尚缺系统讨论。结合《李太白集》《景定建康志》《玉泉寺志》及新见相关寺院出土墓志等资料，把茶史、文学史与城市史并置，可得出仙人掌茶之扬名何以“非李白不可”、何以“非金陵不可”的解释。
湖北当阳玉泉山属荆山余脉，喀斯特地貌，乳窟洞顶常年滴落含碳酸氢钙之水，水中富锶、偏硅酸等微量元素，其酸碱度在7.2—7.4之间，极宜茶树氨基酸合成。大约在唐代景云年间，寺僧惠真“将茗草加工成茶”，说明此地已出现“僧手制茶”的雏形。
方飞 摄
历史上的当阳玉泉寺与金陵栖霞寺同为“天下丛林四绝”之一，尝受皇室敕额，赐田七千亩，有常住僧人500人以上，具备大规模植茶、制茶、贮茶、运茶的条件。中孚“收衣钵，走当阳长坂，乘舟船东下”，背后正是寺院经济外溢的“茶船”——顺长江而下，可直抵金陵、广陵。
图源：南京发布国融资管
晚唐杜牧曾有诗曰：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，形容当时金陵梵刹众多。诸多寺院设有专司接待外藩、外州高僧的职事僧。李白极有可能访游“馆伴院”，于“公家供给、寺院接待”的复合空间下榻。
唐开元、天宝年间，栖霞寺就出现了“诗僧化”倾向：法朝、灵一等僧人皆能诗，且与储光羲、刘长卿唱和。不少寺院的墙壁上专设“诗板”供访客题咏。或可推想，李白入寺后，中孚即“拿出诗板请叔详改”，可见“诗”已成为寺域公共媒介；茶则成为诗会“前奏”——“焚香—煮茶—赋诗”三位一体，与后世“茶宴”形制大同小异。
李白传世诗歌凡一千一百余首，涉酒者约两百六十余首，涉茶诗歌数不盈十，比例悬殊。约在开元末、天宝初（735—742）年间，恰是其“酒茶转换”的关键时期：李白春在广陵（今扬州）与贺知章、崔宗之等饮宴，时人称“饮中八仙”，杜甫曾为之作《饮中八仙歌》咏其事，李白秋抵金陵后，即写下此《仙人掌茶序》。两相对读，可见诗人有意以“茶”代“酒”，重构自我形象——酒，意蕴“醉侯”“狂客”；茶，关联“仙鼠”“玉泉”“青莲”，更契合其“谪仙人”身份。
《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》将蝙蝠写成“仙鼠”，将茶汤写成“玉泉”，把茶树写成“碧玉”，皆取自《山海经》《神异经》意象。据今可考文献，李白是第一位将饮茶行为明确纳入“游仙”诗歌范式的诗人。他将茶纳入“游仙”母题，使饮茶行为超越“醒酒”“消食”的日常功能，成为“长生”“还童”的仪式。此后，白居易《山泉煎茶有怀》中“坐酌泠泠水，看煎瑟瑟尘”，苏轼《试院煎茶》中“仙山灵雨湿行云”等诗意，均延续此“仙化”的路径。
明·杜堇《伏生授茶经》
《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》的序文为散体，诗为古体，共五言二十六句，三换韵，形成“序—诗”互文关系。序重叙事，诗重抒情，二者共同构成“茶之传奇”。这种“序+诗”组合，在李白此前作品中仅有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一例，足见其对仙人掌茶的珍视；而“金陵寺壁”提供的公共书写空间，恰是刺激这一文本创新的物质条件。
“仙人掌”三字，前无所承。李白序云“拳然重叠，其状如手”，以“手”喻茶，再借寺域流行的“仙鼠”意象，合成“仙人掌”之名，其中融入经李白鉴赏、命名的元素，最终形成与李白深度关联的茶文化内涵。
“拳然重叠”指茶叶经蒸压后手工揉搓、再复烘，使条索卷曲如拳。1981年，当阳恢复仙人掌茶试制时，取一芽一叶初展，经十二道工序制成，成茶“形似掌，色似玉”，与昔日李白序文描述吻合，证明唐代玉泉寺已初现“蒸青—揉捻—复烘”的制茶雏形。
左：唐·阎立本 萧翼赚兰亭图（烹茗局部）
右：唐·佚名 宫乐图（奉茶）
《序》称“曝成仙人掌”，一个“曝”字常被释为“晒青”。但结合玉泉春季多雨、寺院用（木）炭的记录，“曝” 应解为“烘曝”，即先烘后曝，去水匀色。其工艺介于今日制茶工艺的“烘青”与“晒青”之间，填补了唐代绿茶工艺链的缺环。
长江、运河、驿道三水交汇，使金陵成为“茶船”—“诗船”北上东下的必经枢纽。中孚禅师自当阳顺沮漳河入长江，沿江东下抵金陵，仙人掌茶从此与六朝古都、谪仙李白产生交集。
金陵昔有“诗板—寺壁—官署”三级传播系统：诗板为寺僧日常唱和，寺壁供名士题咏，官署则抄录上呈朝廷。相传李白此首仙人掌茶诗被“录奏御览”，遂收入《玄宗实录》附卷，得以幸存于安史之乱。
《萧翼赚兰亭图》，宋代摹本
唐时开始出现的“禅茶一味”等观念，后来与佛教、饮茶一起传到了日本。
唐时寺院的“寄客”制度，使外州士人可长期居留寺观，无论寺院本意如何，客观上都形成了稳定的“品—评—购”链条。仙人掌茶由此由“高僧私奉”转为“士人竞购”，迈出了商品化的第一步。
仙人掌茶的出现，使“江南可采茶”不再局限于太湖、阳羡一带，而是向长江中游延伸；李白诗序则赋予金陵“茶诗之都”的初始文化符号。中唐以后，随着江南经济开发，张籍、杜牧等人笔下的金陵，逐渐呈现茶酒并行的市井图景，可视作仙人掌茶文化影响的延续。
中唐以后，张籍《江南行》的“金陵向茶市”，杜牧《江南春》“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”，均指向秦淮河畔茶、酒并行的新消费景观。可以说，仙人掌茶为晚唐“金陵茶市”埋下伏笔，也为中国茶文学开启“寺—士—诗”三元互动的长河。
△ 玉泉寺仙人掌原茶
此番玉泉寺仙人掌原茶外盒，以素线勾勒的玉泉寺形制为暗纹，内置燕尾夹方便茶叶取存。
仙人掌茶是李白与中孚禅师，在金陵共同完成的“文化—经济”共创产品：玉泉山提供自然与僧伽资源，金陵寺院提供城市公共空间，李白客观上注入相关名人效应及名人亲自命名的元素。
李白将茶首次纳入游仙叙事，使“饮茶”成为“长生”仪式，拓展了茶文学的想象维度；而金陵寺壁制度为“序—诗”文本提供物质载体，使茶诗得以公共化、经典化。
金陵，作为“天下文枢+佛国丛林”的双重节点，使仙人掌茶在八世纪就实现了“地方土产→高僧礼品→士人商品→文学经典”的四级跃升，为后来宋代“江南文化空间”的成熟提供了早期范式。
图自南京钟山风景区
今天，若能在栖霞山重建的“茶仙亭”中品一杯复原的仙人掌茶，我们读到的不仅是李白的浪漫，更是唐代江南城市网络与僧伽经济交织出的历史温度。茶烟袅袅，诗仙与金陵的缘分仍旧能被舌尖触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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